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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召開《關于審理食品安全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研討會簡報

發表于:2019-12-10 點擊:

 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召開《關于審理食品安全民事

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研討會

簡    報

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通字(201988

    20131223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公布了《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328號)。2019111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關于審理食品安全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為了探討《關于審理食品安全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有關熱點問題,向最高人民法院反饋有關意見,中國法學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于2019128日在京召開《關于審理食品安全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研討會,作為《2019年年會暨“新時代食品安全法制建設學術論壇”——貫徹【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加強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見】研討會》的一個專題。

    研討會由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黨支部書記曹三明主持,原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張進先、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副秘書長315打假論壇組委會秘書長楊榮堅、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副秘書長李偉民做了發言。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315打假論壇組委會委員二紅發言:《關于“知假買假、明知、欺詐要件、標簽缺失和不當”等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意見建議》、民間專業打假人陳書偉發言:《創設達摩克利斯之劍,維護消費市場公平正義》、杜鵬律師發言:《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食品安全司法解釋的修改應當符合食品安全法立法本意》、中裝環境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林都發言:《淺談關于食品安全的標準和監管》。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書面發言《如何把握依法維權與“惡意打假”界限》、陳勝金書面發言:《職業打假人還不是應該離場的時候》、范俊剛書面發言《司法解釋應恪守法律初心,解決“如何打假”,旗幟鮮明支持人打假體現法治自信》。民間專業打假人王海等做了發言。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會長河山做會議總結。

    會議熱烈討論了《關于審理食品安全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對“首負責任制的范圍、知假買假 等相關條款提出建議:

一、《關于審理食品安全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第一條【首負責任制的范圍】

  【方案一】消費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受到損害,依據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一款規定訴請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賠償損失,被訴的生產銷售者以賠償責任應由生產者或者銷售者中另一方承擔為由主張免責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屬于生產者責任的,銷售者賠償后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于銷售者責任的,生產者賠償后有權向銷售者追償。

  【方案二】消費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受到損害,依據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訴請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賠償損失或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被訴的生產銷售者以賠償責任應由生產者或者銷售者中另一方承擔為由主張免責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屬于生產者責任的,銷售者賠償后有權向生產者追償;屬于銷售者責任的,生產者賠償后有權向銷售者追償。

1、少數會員建議:第一條【首負責任制的范圍】選擇 【方案一】

理由: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一款“填平性賠償或補償性賠償制度”,是指消費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受到人身或財產損害(實際損失)的,生產者或者經營者首先應當依據《民法總則》等法律的規定,承擔民事責任。接到消費者賠償要求的生產者或經營者,應當實行首付責任制,先行賠付,有利于防止生產者和經營者相互推諉,有利于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條第二款“懲罰性賠償制度”,是指賠償受害人的“實際損失”之外額外的增加的賠償,帶有懲罰的性質。其違法行為必須是生產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或銷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而對于經營者在“不知情(不明知)”的情況下,銷售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則不需要依照本條第二款的規定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

若實行首付責任制,讓經營者首先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經營者會以“不知情(不明知)”為由依法不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則不利于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

2、多會員建議:第一條【首負責任制的范圍】選擇 【方案二】

理由:食品安全法184條第一款規定生產者、經營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及實行首負責任;第二款規定懲罰性賠償及適用懲罰性賠償的條件?!痉桨敢弧縼G掉了懲罰性賠償,故建議采用【方案二】。

對于消費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的食品受到損害,訴請生產者或者銷售者賠償損失,應當實行首付責任制,理由與同上【方案一】。

而訴請生產者或者銷售者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應當實行首付責任制,更有利于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因為造假售假是一個聚合體,共同侵犯消費者權益,就要承擔連帶責任。造假者是故意,售假者即使是過失,也要承擔懲罰性賠償。按照《消法》規定,消費者享有選擇權,受侵害的消費者可以找銷售者,也可以找生產者,找到誰誰就得先行賠付。如果經營者認為自己也被上游經營者(或生產者)所欺騙,那么可以向其追償。

《食品安全法》規定實行首負責任制,若經營者只有在“明知”食品不符合安全標準而銷售的前提下才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將會導致首負責任制落空。

《產品質量法》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二條規定中采用“知道或應當知道”這一法律術語并作為界定當事人權利、義務、責任標準的情況來看,經營者“應當知道”相關規定而不遵守的,與“知道”相關規定而違反的,危害和后果相同,承擔同樣的法律責任。

“明知”丟掉了“應當知道”這層重要含義。經營者“應當知道”是一種法律推定,事實上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應知而未知,應推定其主觀上存在重大過失。

在其兩種主觀狀態并存的情況下,為保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經營者承擔懲罰性賠償,“應知而未知”銷售問題食品通常按“明知”來認定。因為銷售合法食品屬于法定的強制性義務,無論經營者“明知”或者“應當知道”而銷售問題食品,均構成違法。如果將“應當知道”視為不知道,免除經營者的懲罰性賠償責任,顯然不符合法律精神,對消費者也很不公平。司法實踐中,大多地方法院都將“應當知道”作為“知道(明知)”處理。

二、建議保留2013129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599次會議通過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201328號)第三條  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如果《關于審理食品安全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征求意見稿)》該司法解釋與201328號司法解釋第三條是“一致”的,即該司法解釋施行后,第三條應仍繼續適用。

如果貴院在該司法解釋施行后廢除第三條規定,建議保留原《食藥司法解釋》第三條,理由:

(一)根據立法原意,應明確支持“知假買假”。

1、《消法》立法原意:購物者購買的商品是生活資料,只要不是用于生產銷售為目的,應當認定“為生活消費需要”。

《消法》第二條講的“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是為了和生產需要、經營需要劃清界限。

《消法》第二條不是給消費者下定義,而是明確該法的調整范圍。消費分為生產資料的消費和生活資料的消費,只有生活資料的消費才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所保護的消費。因此,判斷一個自然人是不是消費者不是以他的主觀狀態(購買動機)為標準,而應以購買的商品的性質為標準,只要他購買的商品是生活資料,他就是《消法》所指的消費者。這可以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六十二條規定“農民購買、使用直接用于農業生產的生產資料,參照本法執行”得到印證。

全國人大法工委編寫的消法釋義闡述了“消費者的適用范圍”,及最高法院指導案例23號進一步明確,消費者是相對于銷售者和生產者的概念,購物者購買的商品性質(包括食藥及其他商品)是生活資料,只要不是用于生產、銷售,都應當受消法保護。故對于“知假買假”,也應當視為“生活消費”而給予保護。

——由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編寫《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釋義》進一步明確了消費者的適用范圍“只要提供商品或者服務一方從事的是市場經營活動,購買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一方是為了個人或者家庭終極消費的需要,而不是為了從事生產經營或者職業活動的需要,就應當適用本法”。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發布第六批指導性案例的通知【法〔201418號】指導案例23號,孫**訴南京**超市有限公司江寧店買賣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通過2014126日發布):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關于原告孫**是否屬于消費者的問題?!吨腥A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條規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消費者是相對于銷售者和生產者的概念。只要在市場交易中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是為了個人、家庭生活需要,而不是為了生產經營活動或者職業活動需要的,就應當認定為“為生活消費需要”的消費者,屬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的范圍。

2、根據《消法》懲罰性賠償立法目,保護“知假買假”有利于凈化規范市場。

從《消法》關于懲罰性賠償立法目的來看,在消費領域引入懲罰性賠償制度,是基于我國市場上假冒偽劣商品日漸增多,社會誠信日漸低下,嚴重侵害了廣大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背景。保護“知假買假”有利于凈化我國市場環境,維護社會秩序。

從規范市場秩序角度來說,不管是否“知假買假”,只要買到的確實是有問題的食品,法律就應該保護。無論“知假買假”者主觀意圖如何,其行為客觀上為了保護消費者的權益,維護誠實守信商家的利益及公平公正的市場交易秩序和競爭秩序。

3、法律支持“知假買假”,對保護消費者整體利益有積極作用。

近幾年來,“知假買假”者人數的增多,是中國消費者維權意識覺醒和提高的表現,改變著消費市場的格局。但面對強大的經營者,其無論從信息來源,還是承擔的風險,其仍處于劣勢。其索賠利益的實現需要通過復雜的訴訟程序去解決,而訴訟中面臨許多無法控制的因素,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知假買假者”的弱勢地位。

如果堅持“知假買假”不屬于消費者的觀點,就會使消費者的概念過于狹窄,使消費者作為一個整體的利益主體得不到法律的保護,也起不到打擊不法商人的結果。從制裁、打擊違法經營者,建立健康、規范、有序的市場經濟秩序,也應認定“知假買假”者為一般消費者,給予正常的法律保護。

若法律不支持“知假買假”的有一定消費知識的人,也違反了權利主體資格平等保護的法理學基本原理。

4.解決食藥安全問題,支持“知假買假”更容易使經營者承擔責任。

對于事關百姓生命財產安全的食品、藥品領域,監管部門由于人力有限、面臨以少對多的局面,同時也沒有足夠的動力去履行職責。致使相當多大的食藥安全違法行為得不到處理,反而會再次滋生更多的違法行為。

這就要充分發揮消費者的作用,是經營者感覺到不是一雙眼睛在看著他,而是千萬雙眼睛在看著他,不是一時受監督,而是時時刻刻受監督。

解決我國食藥安全問題,有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三大法律責任,需要建立一個以民事責任為主導,以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為補充的完整的法律體系。

三個因素決定了由消費者行使“懲罰性賠償”權利而使經營者承擔民事責任的責任形式更容易被實現:

(1)利益因素  法律支持“知假買假”懲罰性賠償,能直接增加消費者的利益,作為經濟人的消費者在符合條件時自然有動力去主張權利。

(2)信息因素  廣大消費者(包括知假買假者)每天都直接與經營者進行交易,更容易掌握經營者欺詐行為的信息,因而擁有權利行使的更多信息。

公權的效力不會及于所有時空,因而在較多情形下,由公權主導的法律責任(行政責任、刑事責任)的實現成為不可能。

(3)被俘獲的可能性   經營者俘獲公權或消費者的目的在于少承擔或不承擔責任。公權的自身利益與法律賦予其職責所產生的利益并非同一,且制度對公權監督不足時,經營者通過權錢交易,公權就有可能被俘獲。而經營者對消費者的俘獲是不必要的,對全體消費者的俘獲更是不可能的。

因此支持“知假買假”懲罰性賠償有助于促使經營者自律,促進經營者誠信行為、公平交易。

(二)根據中央決策,應明確支持知假買假“懲罰性賠償”。

1、中央多次提出關系“百姓生命財產安全”食藥領域依法實施“懲罰性賠償”。司法解釋不能將“懲罰性賠償制度”束之高閣或限制群眾使用數次。

國務院《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已將懲罰性賠償制度作為打擊質量低劣、違反強制性標準、存在質量和安全風險產品行為的一把利器,用以對市場不法行為民事責任追究。其中提出建立商品質量懲罰性賠償制度、探索懲罰性巨額賠償制度、完善消費領域懲罰性賠償制度。落實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加強產品服務質量監管。嚴厲查處質量低劣、違反強制性標準、存在質量和安全風險的產品。嚴厲查處制售假冒偽劣、虛假宣傳等違法行為,增強打擊侵權假冒違法行為的震懾力。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提出在關系百姓生命財產安全的食品、藥品等領域,加大對銷售假冒偽劣產品行為的打擊力度,對侵害消費者權益的市場主體依法實施懲罰性賠償。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再次提及“打假”,且措辭尤為嚴厲,“依法打擊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等違法行為,讓違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價。”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實施,法律的權威也在于實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果有了法律而不實施、束之高閣,或者實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那制定再多法律也無濟于事。”“懲罰性賠償”法律的生命力、權威也在于實施,《消法》、《食品安全法》規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其立法宗旨目的就是要鼓勵群眾實踐中運用之參與“社會共治”與假貨作斗爭,司法解釋不能將“懲罰性賠償制度”束之高閣,或故意實施不力、做表面文章,限制遏制群眾使用數量次數。

 2、中央多次提出市場監管要發揮“公眾監督作用,構建“社會共治”。

2018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 進一步激發居民消費潛力的若干意見》指出構建企業自治、行業自律、社會監督和政府監管相結合的消費共同治理機制。

20171月,國務院《“十三五”市場監管規劃》提出當前我國消費者維權難,公眾監督比較缺乏,推進社會共治不足。強化以消費者為核心的社會監督機制,使消費者成為消費秩序的有力監督者和維護者。市場監管要改變政府大包大攬的傳統方式,發揮消費者對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監督作用,健全激勵和保護消費者制度,構筑全方位市場監管新格局,構建“企業自治、行業自律、社會監督、政府監管”的社會共治新機制。

(二紅供稿)

 

                                      中國法學會消法研究會辦公室

                                              201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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